金庸写武侠小说，除了少数作品有意将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模糊处理之外（如《笑傲江湖》），绝大部分的作品都交待了明晰的历史背景，将虚构的传奇巧妙地揉合进真实的历史场景中。其中以宋代为故事背景的有四部：《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与《倚天屠龙记》（“倚天”的主体故事虽然发生在元末，但小说开篇是从南宋末年切入的）。

我以前读金庸的武侠小说，主要是被那曲折神奇的故事情节与回肠荡气的侠义精神所吸引，并不怎么注意小说的历史背景。后来对宋代历史产生了研究的兴趣，再看金庸的小说，便忍不住拿小说涉及的“历史”跟史料记载的历史相比较，一比较，便立即发现金庸先生原来很喜欢将历史当成小姑娘任意打扮。

《射雕英雄传》中，终南山全真教道士丘处机被金庸描绘成一位嫉恶如仇的大宋爱国主义侠客。他在小说中出场，是追踪十多天，刺杀了“与金人勾结，图谋侵犯江南”的汉奸王道乾，提着王道乾的首级路过牛家庄。在牛家庄，他结识了隐居于此的宋朝忠臣之后郭啸天与杨铁心，并合力杀掉了追来的金兵，然后为郭、杨的孩子分别取名“郭靖”、“杨康”。小说这么写道：

“丘处机今日一举杀了不少金人，大畅心怀，意兴甚豪。杨铁心想到妻子有了身孕，笑吟吟的合不拢口来，心想：‘这位道长会做诗，那是文武双全了。’说道：‘郭大嫂也怀了孩子，就烦道长给取两个名字好吗？’丘处机微一沉吟，说道：‘郭大哥的孩子就叫郭靖，杨二哥的孩子叫作杨康，不论男女，都可用这两个名字。’郭啸天道：‘好，道长的意思是叫他们不忘靖康之耻，要记得二帝被虏之辱。’丘处机道：‘正是！’”

看，丘处机的“爱宋情怀”是多么的高大上。

历史上丘处机确有其人，是全真道的第五任掌教，对全真教在北方的传播贡献很大。但丘处机绝对不是南宋的爱国主义者，恰恰相反，他称得上是南宋敌国――大金王朝的顺民。他曾多次获金世宗召见，并协助金宣宗招抚、平息了山东登州和莱州的民变，被金国朝廷赐封为“自然应化弘教大师”。南宋嘉定十二年，宋宁宗曾遣使者手持诏书，敦请丘处机赴临安，但丘处机认为南宋皇帝有“失政之罪”，推辞不去。

我们不必忙着臧否这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但显然，他跟金庸笔下的那个“丘处机”是大相径庭的。

另一位著名的修道士――张三丰也被金庸错位地赋予民族主义立场。在《倚天屠龙记》中，张三丰尽管并未加入抗元义军的第一线，但毫无疑问，他对他徒孙、明教教主张无忌领导的抗元事业是非常支持的。小说写道：

“张三丰问起英雄大会及义军抗元之事，对张无忌温勉有加。赵敏向张三丰跪下磕头，谢过当日无礼之罪，张三丰哈哈一笑，全不介怀。俞岱岩终身残废、张翠山丧命，均与她昔日手下的阿大、阿二等人有关，但其时赵敏尚未出生，终究也怪不到她头上。张三丰听得她甘心背叛父兄而跟随张无忌，说道：‘好，好！难得，难得！’”

但历史上真实的那个张三丰，并无抗元的理想。恰恰相反，他曾当过元朝政府的县令，在元朝灭亡之后，又一直以元遗民自居，在一首写于明洪武十七年的《自题无根树》诗末，张三丰自注“大元遗老张三丰自记于武当天柱峰之草庐”;在另一篇《自题敕封通微显化真人诰命后跋》文末，他也署上“大元遗老三丰道人书”。而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曾经多次遣使降诏邀请张三丰赴京，但张三丰却“托仙远遁，以全事元之节”。这位元朝遗民，怎么可能有抗元之心呢？显然，这又是金庸的“颠倒黑白”。

倒是金庸塑造出来的一代大侠郭靖，死守襄阳，以身殉国，其可歌可泣的精神，跟历史原型颇为契合。――没错，历史上确实有一位郭靖，为南宋时四川的一名豪绅。宋史附有一则《郭靖传》，说开禧二年，宋臣吴曦叛宋降金，“四州之民不愿臣金者，弃田宅，推老稚，顺嘉陵江而下”，逃亡于外地。吴曦意欲将这群难民驱逐回乡，郭靖也在难民当中，他不愿归顺金国，对弟弟说：“吾家世为王民，自金人犯边，吾兄弟不能以死报国，避居入关，今为曦所逐，吾不忍弃汉衣冠，愿死于此，为赵氏鬼。”遂赴嘉陵江而死。

郭靖之所以宁死也“不忍弃汉衣冠”，可能跟他是一名士绅，受儒家名节思想熏陶有关。而丘处机、张三丰等出家人，已经在金人、元人的统治下生活多年，观念中想必并无多少“华夷之辨”，这也应该是几百年前寻常中国人的常态吧，今天我们大可不必要求他们都是反抗异族统治的英雄、烈士。只不过，金庸先生自己早期可能有着不自觉的民族主义情结，所以当他将这几个历史人物写进武侠小说时，便自然而然地将他们塑造成具有明显民族主义立场的义士。